研究科技革命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逻辑起点是厘清技术与权力的关系★★★。但多数研究仍主要将技术作为一种“赋能工具”★★★，基本叙事逻辑是技术赋能实力，实力改变力量格局，格局变化带来国际体系重构。虽然不同的学者对于技术影响权力的“制效机理”的分析侧重有所不同，但区别只在于技术工具作用的大小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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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新兴技术的集群性涌现，技术变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国际关系学科，学科范式更替的序幕已经悄然开启★。围绕技术变革带来的现实与理论的重大机遇期，本期★“学术圆桌”聚焦技术变革与国际关系研究相关议题展开讨论，以期为迎接国际关系发展的★★★“奇点”时刻做好准备。
第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了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创新。人工智能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另一重要影响体现在方法论层面。大数据分析正在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工具。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处理传统方法难以应对的海量数据，包括社交媒体数据★★、卫星图像、经济指标等。这种能力使得研究者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国际局势的变化★★，预测潜在冲突和合作机会。机器学习算法在国际关系预测中的应用日益广泛★。通过训练模型分析历史数据，人工智能系统能够识别国际事件中的复杂模式，提供更精准的预测。这种方法在危机预警★★★、冲突预防等领域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根据集体行动的逻辑，技术创新的收益通常较为分散，并且需要数十年才能逐渐显现★★，但损失往往更加立竿见影且更为集中。因此，捍卫现状的★、狭隘的★★★、自我服务的利益集团和个人较之那些支持技术变革以促进社会整体发展的广泛群体更容易组织起来★，反对技术创新的力量也会比那些为变革而奋斗的力量强大。潜在利益受损者将采取诸如暴动、破坏机器、针对创新者的个人暴力等途径阻碍新技术的形成和应用，甚至完全消除技术创新的可能。如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爆发的针对工业机器的暴力反抗——“卢德运动”。
保守主义与进步主义的争论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贯穿人工智能时代始终。在技术发展的不同时期★★★，二者此消彼长，社会主流思想也会在二者之间摇摆，催化人类社会的身份认同与道德标准的重新洗牌，对国际体系产生根本的影响。总之，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一个强大且具有广泛适应性的科技要素挤进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范式之中★，它的成长并不受学科本身控制，却又将推动着研究议题★、研究议程★★★、研究方法和思想理念等方面持续进化。人工智能的出现犹如一个加速器，推动国际关系学科不断靠近变革的“奇点★★★”★，逐渐接近那场新范式革命，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国际体系的根本性变革。
当前，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地缘政治格局变化的大背景下，科技发展与赋能成为事关大国实力乃至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重要因素★★。尤其是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科技领域作为竞争要地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国际关系学界由此掀起科技与政治研究热潮★★，虽然各自研究切入点与重点有所差异，但总体上均是围绕“科技革命重塑国际力量格局★★★”这一核心议题展开。
第三★，人工智能技术浪潮正在酝酿新的政治思想★★★。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会改变我们所处的世界，也会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思想。如果说此前人类的政治思想都是在试图调整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关系★，那么在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充分发展后，一个新的思想领域的基石性问题便应运而生——应该如何合理地确定人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关系？围绕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人类社会正在迎来新的技术保守主义与技术进步主义两种政治思潮。
当前，全球国际关系学界正在展开一场围绕人工智能而延伸的学术竞赛。这场竞赛不局限于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本身，而是涉及国际制度、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的构建等多个方面★。在人工智能时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与西方学者有着相同的起跑线。凭借对于时代的敏感性和积极的创造性，中国学者关于人工智能相关议题的研究成果迅速得到积累，有价值的研究方向正在不断拓展★，形成了较为清晰的多元化研究路径★，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认可。
三是重视特性挖掘，加强研究的动态修正。对于从事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而言★★，需要适应“乌卡★★★”时代★★★，将研究重点放在高度易变性、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上★★★，找到此轮重塑的独特规律★。这就要求一方面要高度关注科技发展中的变化甚至是科技意外★★，不断对分析框架与结论及时修正；另一方面要直面模糊性带来的挑战，强化研判的动态调整★★，降低对所谓长期预测精准性的期待，以能够做出反映客观现实与阶段性趋势的解释与评估为主要目标。
另一方面★★，技术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如同产品生命周期那样，一项技术从发明到成熟再到最终走向衰落也会经历一个完整的技术生命周期。考虑到技术本身的动态变化及其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的差异化特征★，各国应做到★★★“因时制宜”，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技术政策目标应根据各阶段侧重点的不同而相应调整。同时，韩国技术经济学家李根也指出，不同技术的生命周期时间长短是后发国家在技术追赶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决策因素。
因此，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是分析此轮科技革命背景下技术与权力关系的重点。但当前分析仍然以传统共性视角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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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工智能发展本身就是当代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世界各国围绕人工智能的发展战略、治理体系、伦理标准★、数据安全等问题展开了合作与博弈，这将对国际关系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广泛的渗透性★，能够与诸多国际领域产生链接★，并且在不同领域产生差异性的赋能效应★，因此它的发展将会推动国际安全、国际经济、国际战略等诸多领域的调整★★★，由此衍生出全新的议题与研究议程。此外，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与军事技术的融合度极高，自主武器系统的研发和应用将深刻改变战争的形态和性质，对于全球稳定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围绕自主武器系统的军控问题展开谈判，防止恶性军备竞赛业已成为国际社会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二是建立新的分析框架时机不成熟，且难度很大★★★。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大部分新兴技术还未从研发走向大规模应用★，对其可能影响的研究和预判需要时间去观察与梳理★★★；同时★★，新一轮科技革命叠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技术政治化与政治技术化现象并存且相互交织，由此带来的研究复杂度前所未有。
复杂经济学创始人布莱恩·阿瑟曾对报酬递增规律在技术演进中的重要作用做出系统阐释★。他指出，由于报酬递增规律的存在，某一具有初始优势的技术系统很容易长期保持自身优势地位★★，从而形成技术锁定，并将其他替代技术淘汰出局★★★。这为国际关系研究者理解国际技术竞争的根源提供了启发★★。田野认为★★★，在报酬递增的作用下★★★，技术领域的初始优势很可能转化为长期优势，这使技术竞争成为国际竞争的焦点所在。概言之★★，对技术领域的初始优势将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转化为长期优势的理性预期，驱使各国展开技术竞争★★★。这一逻辑不仅可以解释对手之间的竞争★，也可解释盟友之间的竞争。
当前，研究按照技术工具作用由小到大排序，大致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技术“赋能”传统国家实力。国家的综合实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与文化等各方面，相关学者会从不同领域入手，分析新兴技术如何分领域影响实力变化。二是技术作为独立变量对国际力量格局影响深远★★。相关学者强调在地缘政治因素加持下，主要大国均将技术视为新的权力来源与构成要素★，围绕技术展开的竞争正在不断塑造新的力量格局，从而得出技术正日益成为一个影响国际关系的独立变量的结论★★★。如有学者认为，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有望从根本上改变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削弱国际秩序包容性，并使国际权力分布极端化。三是技术已取代地缘成为国际政治的决定性要素★★★。有学者提出，从互联网时代起★★，信息与通信技术消减了时间乃至空间的概念★★，地缘对于国际政治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凯发国际试玩★★，技术政治已逐渐代替地缘政治，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尤其新兴技术的集群性涌现，以及科技竞争的加剧，再次印证技术权力业已成为当前决定国际力量格局最为重要的权力★。这些探讨无疑对于理解科技竞争与大国关系十分有益，但本质上技术决定论的局限性亦显而易见★。
技术保守主义主张以稳健的态度处理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问题，在发展通用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的问题上极度谨慎，坚持可控性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不可逾越的界限。技术进步主义认为，技术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会为人类社会带来积极影响，主张共同加强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充分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财富★★★。
报酬递增规律的存在还将使新的技术系统在诞生后逐渐演化出一条融合多主体、多要素的技术发展轨道，并产生与之紧密相连的组织或制度★★★，即演化经济学家卡罗塔·佩蕾丝提出的技术—经济范式★★。由于技术—经济范式深嵌于社会实践、立法或其他制度框架之中★，将促进与之相适应的创新★★，阻碍与之不相适应的创新★，这使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在事实上变得充满挑战。技术革命则因推动范式转换而为后发国家提供了赶超的★★★“机会窗口”★★。国际关系研究者已深刻认识到技术革命是推动国际权力格局转换的关键力量，而关于哪些国家更有可能在“机会窗口”到来时实现赶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提供了启示，即相应调整生产组织方式以使其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新技术相互匹配时★，后发国家将充分获取新技术的潜在经济效益，从而崛起为新的技术领导者。
事实上，大部分研究者对于人工智能技术议题的革命性意义仍缺少心理预期，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范式革命以及可能出现的国际体系变革仍缺少足够的理论储备。国际关系学界必须要从社会科学学科发展高度出发，对中国人工智能国际关系研究进行系统的评估与规划，以可能出现的范式革命为出发点，以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现实需要为引导，建立更加符合时代需要的研究议程。此外，学界要构建更加稳定而团结的学术共同体★，为学科发展的★★★“奇点★★★”时刻做好充分准备，让人类社会能够以相对稳定的状态实现向数字时代的过渡，确保国家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这是我们这一代国际关系研究者不可推卸的责任和重要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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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关系学科的影响和改变正在迅速展开★★★，国际关系学科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已经逐步呈现出与过去迥异的形态与特征。这场由外而内的变革正在深刻地改变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内核，学科范式更替的序幕已经悄然开启。
在人工智能技术得到充分发展后★，国际体系可能出现的调整与变革也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全新的生长点。
学界对于“科技革命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研究虽然火热，但总体而言尚缺少有解释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就导致研究相对薄弱★，无法满足现实需求，而这也主要受到诸多现实因素影响。
具体而言，技术创新可能带来五个方面的国内分化。一是新兴产业和成熟产业之间的分化；二是新的或以新的方式升级的现代企业和仍然附着于旧方式的企业之间的分化；三是现已陈旧的产业集中地带和由新兴产业占据或因之受益的新空间之间的分化；四是经训练后参与新技术的劳动力与技能日益过时的劳动力之间的分化；五是在现代企业中工作或在充满活力的地区生活的人群和仍生活在停滞地区、被失业及不稳定收入所威胁的人群之间的分化。
第一，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塑造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议程。在技术浪潮冲击的背景下，很多与人工智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新议题都成为能够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议题，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国际政治实践。
一是以点带面，不断提升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适用性。现阶段建立新的分析框架并不现实，可考虑提升传统框架的适用性与解释力。这有历史经验可循★★，在互联网发展初期，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甚至一度被认为可能“失灵”★★。但实践表明，随着网络空间安全与战略问题的日益凸显，尤其是大国竞争与博弈的加剧★，网络空间还是迎来了所谓“现实主义的回归”★★★，并且鉴于网络空间的特性★★，衍生出诸多新议题★★★，反而进一步丰富了传统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与外延。如网络主权之于国家主权、网络空间规则之于国际规范，以及网络威慑之于战略稳定等★★。近两年，通用式人工智能无疑是新的增长点，亦可考虑结合新技术与应用带来的新问题，进一步拓展传统国际关系分析框架的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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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跳出思维窠臼，不断探索新的权力政治互动机理★★。相关研究已在尝试跳出技术工具论，如“技术权力互动论”。有学者提出，仅仅将技术视为独立变量★，对权力产生单向影响是不够的，技术与权力是互动★★、双向影响的关系。此外★，还有“技术进化论”★★，如著名技术思想家★★、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布莱恩·阿瑟在经典名作《技术的本质》一书中指出，技术其实是一个具有“生物属性★”的进化体，其主观能动性不容忽视。以ChatGPT为代表的通用式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印证他的说法，其可能的自发性★、不可预知性与模糊性★，一方面极有可能给国际关系带来新的影响要素，甚至是改变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亦可能改变对于国际事务逻辑与因果关系的判断★。因此★，重新认识技术与政治的互动关系，甚至重新界定技术的本质与作用，力争采用新的理论与分析视角★★，或能更好地解释现实、预测未来★。
技术与政治的关系，尤其是科技革命对国际力量格局的影响并不是新议题。历史上已有三次科技革命经验可循，此轮科技革命虽有一定规律性特点★★，但鉴于此轮科技革命的独特性★★★，不能完全照搬历史经验解释新现实★，应对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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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报酬递增特性以及技术—经济范式的存在，意味着每一次技术创新都可能对当前在位企业、经济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产生威胁和挑战，形成“赢家”和“输家★★”的分化★★★，因此应被视为约瑟夫·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破坏”进程。
技术具有报酬递增特性，将在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特定的技术—经济范式，这为理解国际权力格局转换的动因及其机制提供了启发凯发国际试玩。
2023年之后，通用大模型获得了充分发展，模拟仿真技术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新的实验平台。通过构建虚拟的国际环境，研究者可以测试不同政策选择的效果★★★，评估各种情境下的可能结果。这种方法降低了政策实验的成本和风险，为决策提供了有力支持。
以黄琪轩为代表的部分国际关系研究者已发现，国际竞争是一国开展技术创新的重要动力。上述分析则表明，分配效应可能成为技术创新的主要阻力。由此带来的启示是★★★，希望通过技术创新赢得国际竞争的国家既要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和军事实力提升的推动作用，也要妥善应对技术创新的分配效应★★★，尽可能将潜在利益受损者对技术创新的反对和破坏限制在可控范围内，尤其是注重在国内塑造一种鼓励和支持技术创新的积极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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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上历次科技革命的性质有所不同，人工智能技术引领的技术变革正在创造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即由人类所创造的人工智能体能够理解人类的内在需求，改变人类与技术的深层次联系，实现人类生活方式的结构性变迁。这些变化也将对现有的社会科学学科形成冲击★。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国际关系学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直到20世纪60—70年代，其学科体系与基本理论框架才完全成型★★。从现有的社会科学学科成熟度来看，国际关系学科无疑是一个“后来者★★★”。在既有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技术因素基本上会被视为一个常量★，作为理解和测算主要大国权力边界及国际战略的有益补充★。因此，在人工智能浪潮汹涌而来的今天，国际关系学科也即将迎来自己的“奇点★★”时刻。
一是既有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一直以来，科学与技术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科学与技术与国际事务的互动在国际关系与政治研究领域中相对薄弱。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查尔斯·魏斯在《科学与技术是如何影响国际事务的？》一文中指出★★★，科学和技术很少单独影响国际事务★★★，而是与经济★★★、政治、法律和文化力量相结合★★。这种多重因果关系使得国际关系理论家为国际事务寻找有效解释的努力变得复杂★★，也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科学和技术的影响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往往被忽视。当然，也不排除研究者对困难有所规避。因此，如果应用传统分析框架解释新一轮科技革命对国际关系和政治的影响，必然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
一方面★★，技术发展具有长期性特征★★。通过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和军事实力提升，要以一国雄厚的技术实力为支撑★★★。但技术实力的积累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国家具有较长的时间视野★★★，能够对较长时段的技术发展进行战略规划，并一以贯之地执行这种发展规划★★。由此可见★，长时间视野是一国技术实力积累的必要条件，它意味着国家愿意放弃即时满足而追求长期利益，因此将在人力和物力资本的形成方面表现得更好。事实上，时间视野已被广泛视为国家财富形成的基本元素。陈兆源等学者的研究还发现，这种关于发展的长期导向还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从而激发流入国的长期经济增长潜力并提升其国家能力。
近年来★，所谓当今世界正身处“乌卡（VUCA）时代”的说法十分流行，作为对当前全球性时代特征的概括，它包含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与模糊性。而这种变化的产生，除了地缘政治因素，此轮科技革命本身所具有的全球范围内集群性★★，尤其是新兴技术本身的特点进一步加剧了★“乌卡”状态。“新兴技术”一词频繁出现在科技战略与政策报告中★★，而对于何为新兴技术，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策界并没有统一界定。早在2015年，美国政策科学界的顶级期刊《政策研究》就发表《什么是新兴技术》一文，文章通过文本分析的方法，梳理各种语境释义下对“新兴技术”界定的共性，提出“新兴技术”的关键要素包括新颖性、快速增长性★★、重大影响性、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尤其是后两者，★★★“重大影响性”表明这些技术的影响不会局限于特定领域，会对整个社会经济运行体系带来重大影响，甚至改变社会生活的行为主体、运行机制与互动模式。★“不确定性与模糊性★★★”意味着，随着这些技术应用的不断拓展与普及，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甚至是★★“不希望看到”的结果。
技术发展具有长期性和阶段性特征，这使时间因素在技术政治研究中具有不可忽视性，并成为各国决定技术政策时的重要依据★★。
新形势下对于科技重塑国际力量格局的研究方兴未艾，挑战虽大但亦会“倒逼”相关研究取得进展。
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年来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加速演进，正在推动国际体系和国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技术与国际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紧密地缠绕在一起。技术经济学已通过打开技术这一生产要素的“黑箱”对技术演进的本质特征做出系统阐释★★★，这为我们基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进行国际关系理论探索提供了研究基础和实践机遇★。